农村往往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老人在世的时候不好好奉养，过世后却又大操大办。这几年甚至还有在丧礼上跳脱衣舞的。这种悲谐碰撞的场面，充满了前现代的荒芜感。不知道死者若有灵，寂寞地躺在棺材里，是不是很想跳起来疾呼：老子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有意思的是，处在生命维度另一端的仪式满月酒，也往往有这种荒唐，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回家去才想起来，到底是生了个男娃女娃？
本应该处于主体的事物，却被边缘化，成了供第三者消遣的象征和工具。你可能不会想到，我想说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扶贫攻坚。
这几年基层的扶贫任务越来越紧迫，基层干部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实事求是地讲，扶贫工作取得了不小成果。不知道各位博士返乡的时候有没有感受，我过年回家时就了解到好几个大病病人家庭，受到过政府不同形式的帮扶。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六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200多万。这大概相当于德国的人口总数。
但世间的事，往往处在令人尴尬的悖论之中。作为这场行动原本的主角，群众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些干部收割政绩的配合者。精准扶贫行动开始之初，就传出了各种搞形式走过场的消息，有一些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自己做饭都困难的八旬老人，却收到了扶贫队送来的100只鸡。现在都能想象出鸡和老人相遇时，那彼此茫然的眼神。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反对形式主义，行政体系不同科层之间的博弈，似乎并没有停息。
几乎所有形式主义都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主观上就想着做样子、磨洋工，实际上拖着不办事，这种在扶贫行动开始的前期比较多。比如有的省，将中央划拨的4000多万扶贫专款沉在账上小半年，就是不拿来给困难群众办事。而另外一种是主观意识上很重视，行动上也很积极，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实际上陷入空转，无法落实到成效上。
就在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有关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时，形式主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调研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基层针对扶贫的繁琐考核，陷入了文牍主义。某个村光打印脱贫材料用了65公斤A4纸，需要填写的表格之繁琐，使极个别地方甚至要用拖拉机拖表到乡里去填。这些最终都要落在基层扶贫干部身上。
扶贫工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需要与最基层的群众打交道，他们往往也是文化层次最低的一群人。表格，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精英知识分子气味的东西，在它当着群众的面被掏出的那一霎那，就意味着产生了两种难以融合的话语体系。当精准扶贫成为精心填表，不但难以真正获得群众的肯定，还给基层干部带来巨大压力。
对群众的帮扶，是怎么变成对干部的折腾的呢？
中央对于扶贫工作的三令五申之下，地方对此普遍非常重视。但地方行政仿佛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考量手段，尤其面对扶贫这种点多面广、必须深入基层的工作，很多具体事情都是无法考量的。如何保证基层干部确实扑在一线上呢？只有填表可以量化。其实地方为了防止来自基层的蒙蔽，也是费尽“心机”的。比如一些地方发明了“交叉检查”，让不同乡镇之间互相打分。本意是确保考核的客观性，但却让乡镇之间陷入了囚徒困境。大家想的不是如何提到自己的得分，而是怎么把对方的得分降下去。
80后白发干部李忠凯让人们关注到了基层干部的压力，而他在乡镇主抓的就是扶贫。在媒体的报道中，也时常看到基层干部因扶贫压力大而产生抑郁情绪。少部分困难群众，因为拿捏到扶贫干部承担的压力，有时候提出一些非分要求，更使得扶贫干部成为“夹板层”。对此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曾印发通知，要求减少填表报数、减少检查考评以减轻基层负担。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调研来看，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层层加码、唯上级马首是瞻，这些可以说都是体制的固有弊病。当干部的升迁荣辱都取决于上级时，这种层层传导压力，而又层层蒙蔽糊弄的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改变。面对这些沉疴旧症，既要监察纠偏以治标，应该从体制改革上思考一些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