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尔森基金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明确提出，到2030年，应“动员每年至少2000亿美元的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并鼓励通过包括“生物多样性信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绿色债券和惠益分享机制”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工具支持生物多样性。其中，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一种创新型市场机制，正日益成为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引导多元资金参与生态保护的重要工具。
2025年10月30日下午，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简称北京绿金院）在四川成都主办了“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创新模式与工具研讨会”。会议汇聚来自金融监管机构、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多方代表，聚焦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政策框架、市场机制与实践路径，旨在探索适合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信用落地模式，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创新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致辞中表示，生物多样性信用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机制，也是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国际信用市场仍面临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不足、机制不完善等挑战。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信用发展，应在标准制定、信息披露、产品创新与政策激励等方面协同推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已在26个省区市开展《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工作，为生物多样性金融建立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提升市场透明度，防范“漂绿”风险。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未来应探索质押融资、信用挂钩债券与区域交易平台建设，强化政策激励，促进跨区域、跨境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可借鉴碳市场经验，在标准与监管体系上实现协同，助力我国生物多样性金融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北京绿金院副院长白韫雯主持。她指出，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核心在于以科学核证为基础，将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价值，实现资金回流生态项目的良性循环。国际生物多样性信用咨询委员会（IAPB）发布的《高诚信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框架》确立“经验证的自然成果、对人类的公平公正和市场的良好治理”三大原则，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构建提供重要参考。根据IAPB研究，目前全球至少有19个国家级或次国家级的自然信用计划正在实施或推进，涵盖自愿型和合规型机制；另有逾100个国家已建立或正在制定更广义的生态补偿政策。她表示，我国在制度体系、市场构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下一步应加快完善相关标准与核证体系，探索构建符合国情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模式。
国际生物多样性信用咨询委员会（IAPB）战略总监Sandy Sheard女士介绍了IAPB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高诚信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建设的进展。她指出，生物多样性信用是连接自然保护与金融创新的重要机制，必须兼顾生态科学、社会公平与市场透明度的需求。IAPB提出的框架以“经验证的自然成果、对人类的公平公正和市场的良好治理”为核心原则，已汇聚25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善标准，并在全球27个国家开展试点研究。IAPB将继续加强政策咨询和技术合作，支持各国建立本土化信用体系，共同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在主题发言环节，不同机构和组织围绕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的构建与发展展开深入探讨，分享了各自在政策研究、标准制定、市场实践等方面的专业见解与最新进展。
保尔森基金会生态保护项目总监牛红卫指出,目前全球每年的自然保护资金缺口高达9,420亿美元。国际社会近年来开始探索和推动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可能是弥合资金缺口的市场化工具之一。保尔森基金会正在联合中方合作伙伴研发适合国情的方法学，并计划在上海等地开展试点。她建议我国同步推动建立合规信用市场和自愿信用市场，并用AI与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降低监测成本、提升信用核算效率。她相信我国具备在政策、科技与市场方面率先突破的优势，应在这些领域持续发力，推动自然资本成为可投资、可交易的资产。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前驻华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联盟高级顾问朱春全表示，生物多样性金融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支撑，应推动碳信用与生物多样性信用协同发展，构建以自然为基础的市场化解决方案。金融体系在引导资本流向自然受益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需保障原住民与社区的参与及权益。朱春全呼吁，我国应在生物多样性信用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特别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金融创新、市场培育和政策支撑方面加强探索，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öf提出“自然即基础设施”的理念，强调应将自然要素系统性地纳入基础设施融资与项目评估。AIIB正在积极探索自然修复相关项目，并关注将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撬动自然资本投资的重要工具。AIIB愿与我国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自然资本标准建设与“自然基础设施”理念的落地实践。
LandBanking Group的创始人Sonja Stuchtey女士从自然资本数字化的视角指出，当前金融体系对自然资本的系统性低估既放大了生态风险，也预示着巨大的市场机遇。LandBanking Group通过建立“自然健康指数”，将生态系统数据与金融价值关联，实现生态效益的量化与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是推动自然资产化的关键，应加快数据体系与市场机制建设，让生态信息评估纳入主流金融体系。
亚洲开发银行(ADB)自然资源与农业首席专家Narayan Iyer介绍，ADB正推动生物多样性信用在项目融资中的实际应用，将自然资本、农业发展与可持续金融深度融合。ADB已在四川赤水河流域开展试点，将生物多样性信用与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结合，通过自然资本基金和挂钩贷款等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应建立科学的计量与激励体系，让自然成为可投资的资产。
自然集体创始人 Guy Williams指出，生物多样性信用并非全新概念，而是湿地补偿、生物多样性抵消等机制的延续与升级，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核算和市场机制，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资产。应尽快统一概念体系和数据标准，并推动从供给驱动向需求导向转变，让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市场设计阶段深度参与，形成长期稳定的融资与交易机制。
蚂蚁森林基金会秘书长、蚂蚁集团可持续发展部总监王小颖介绍，蚂蚁森林项目通过数字平台倡导公众通过践行绿色行动，积累绿色能量线上种树和保护，再以企业公益捐赠方式实际开展生态修复与保护，9年来已在全国种树超6亿棵，建设34个公益保护地，并与IUCN及中科院合作，引入GEP评估体系，量化生态成果，同时积极通过生物多样性信用等创新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未来，蚂蚁森林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推动创新数字技术、多元融资模式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从在地生态保护实践出发，强调生物多样性信用应以真实的保护行动和成效为基础，市场机制与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自然保护。山水通过“自然观察项目”积累了两万余个物种数据点，并开发了被TNFD推荐的生态风险评估工具BiA，帮助企业识别自然相关风险。生物多样性信用需要具备“可验证性、持久性和额外性”，并建立连接科学、社区与市场的信用体系，推动多方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信用建设。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文慧从国际履约与政策实践的角度出发，分享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全球资金动员和国家战略衔接中的作用，并提出在我国推动这一机制落地的设想。《昆蒙框架》将“从所有来源调动资金”作为核心任务，而生物多样性信用正展现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潜力。结合我国OECM（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实践，她建议可以探索通过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为OECM提供长期激励与资金支持，推动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多样性融资体系。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简称四川环交所）董事长何锦峰分享了生态产品交易在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四川环交所暨西部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先行先试，构建“西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川甘青藏江河源生态产品交易暨绿色金融平台”“绿蓉融’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了从碳市场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链条和多层次的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市场化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定价基础，应遵循“产权明晰、市场稀缺、量化精确、MRV（检测报告核证）体系完善”原则，借鉴碳信用机制建设发展经验，创新构建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一体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大难题。何锦峰建议四川以生物多样性金融试点为契机，率先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试点，打造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创新高地。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俊华指出森林生态系统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储碳库”，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通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一套以固碳增汇和生物多样性为主的四川典型人工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提升的关键技术和模式。他建议探索“碳信用+生物多样性信用”协同增效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通过生物多样性信用收益推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力乡村振兴。
汇丰银行亚太及中东地区可持续战略和公益事务总监张惠峰指出我国具备政策协调与执行能力优势，为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建设提供良好条件。汇丰资产管理与 Pollination 成立了自然资本投资管理平台 Climate Asset Management（CAM）。该平台通过自然资本策略和基于自然的碳策略，为森林、农业、蓝碳等基于自然的项目提供投资解决方案，旨在将自然资产主流化、为投资者创造长期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并以金融创新促进自然保护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是推动自然资本价值实现与生态金融体系创新的重要抓手，其核心在于以科学核证和统一标准为基础，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激励，构建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体系。多方一致认为，下一步应加快国家层面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与核证机制建设，完善数据与监测体系，开发多样化金融产品与区域交易平台，提升市场流动性与融资功能；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本土化试点联动，借鉴全球经验、加快构建适合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让生态价值真正进入金融体系，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为落实《昆蒙框架》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保尔森基金会)
